昨天丨陈好梅：给“黑帮”长辈传纸条，心里有点纠结

Original 关注本号☞ 新三届 2023-08-31

一个转身，光阴就成了故事

一次回眸，岁月便成了风景

作者简历

陈好梅，1953年生于北京，当过知青、搬运工，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，任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教师。1990年-2008年在新加坡生活，2008年-2018年在成都生活。

原题

黑帮屋往事

（中）

作者：陈好梅

当年的我

因为频繁往来大姨家，另一个光荣任务也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我头上，那就是负责给大姨和我妈之间传纸条。之所以理所当然，是因为大姨认为我是一个晕了吧唧的糊涂孩子，不像我二姐那么聪明和敏感，说话行事也不像二姐那样冲动。

这事儿的开始与文革的进程有关。有一段时间，电影学院的造反派又不光忙着打派仗了，而是把斗争矛头重新指向那些已经揪出来的“死老虎”身上。有一天，一个美术系的学生来到我们屋，三笔两笔就画了一幅冯慧德阿姨的漫画像，画得很像，倒没有过分丑化。过了两天，大喇叭响了，里面的声音凶巴巴地勒令我妈立刻去某个地方报到，原来也是给她画漫画像。

又过了些天，食堂外面的墙上就贴出了大幅的“百丑图”，电影学院所有的“黑帮”包括院长章泯和其他院系领导人都在上面，他们一个个都是大头小身子，弯着腰打着一面“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”的黑旗，后面是一群男男女女的“黑帮”们，每个人身上都标出了姓名。我不好意思站住脚细看，只是每次打饭时看上几眼。令我放心的是，那里面我妈被画得还有点儿妩媚，她穿着一件兰花小褂，就像脖子上戴了一串项链……

接着所有的黑帮分子都被要求在附近的墙上贴出自己的“反动历史”，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用毛笔写一份简历。那段时间去打饭就有的看了，我乘机捡了好多乐子，只是现在大都忘得干干净净了。只记得大胖女人王XX还挺会写的，先是说到她家当年不知为什么衰落了，之后写道：“然而，坐吃山空终非长久之计，做一些成衣裤颇受欢迎”......

好像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接受了传纸条这个任务的。最初是有个星期天我们去大姨家，大姨问我，关于我舅舅去延安的事我妈是怎么写的，我回答说：“不是周总理让姥姥去重庆叫舅舅到延安的吗？”大姨听了又问了一句：“你妈就这样写了？”“是啊！”

大姨不说话了。吃了晚饭后，全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，大姨把我叫到里屋，递给我一张折成燕子型的纸条，让我带回去交给我妈，并嘱咐我不要告诉任何人，也不要打开看（那时我学会了骑自行车，每次都骑车往返大姨家，我二姐不肯学，只能坐公共汽车）。

本来以为只是偶然为之呢，没想到后来这件事成了常态——每到星期天晚上（好像只有星期天大姨才能回家），大姨就关上门去里屋写纸条，然后推开门向我暗示一下，我便装作不经意的样子站起来去里屋领取。

可是我的心里实在有点儿纠结。不管怎么说，俺也是红旗下长大的一代新人，从小受的也是阶级斗争教育，也一心向刘文学小英雄学习呢。那时常常听到有人被冠以“黑串联”、“订立反革命攻守同盟”之类的罪名，我心里不是不担心的——万一她们真的成了反动派，我岂不是成了帮凶和同谋？

所以终于有一天，我一个人离开大姨家以后，出了黑黢黢的中宣部大院，来到一顶昏黄的路灯下，就停下自行车，擅自把纸条打开来看了一下（然后接下来就欲罢不能了，每次传送纸条，我都会把它看一遍）。

可是我并未看到什么惊天秘密。甚至可以说，我根本就记不起来那些纸条的具体内容。我只大概记得，那些纸条上面写的都是对一些往事的回顾，大部分是她们在抗战期间的经历。比如大姨写道：当时谁谁谁是这样说的，某件事是这样这样的；我妈便回复道：不对，当时谁谁谁是那样说的，事情是那样那样的；然后大姨就急了：你怎么还那样那样说呢，事情明明是这样这样的啊！

这又与我们这个大家族成员的共同历史有关。抗战期间，我的父母、我的大姨张楠和大姨夫王拓、我的二姨张瑞芳等人都曾经是“北平学生移动剧团”的成员。在这个剧团里，既有国民党中统方面派来的团长钟志青，也有中共北平地下党派来的领导人荣高棠（文革前的国家体委主任）；既有我父亲这样的左翼作家（那时父亲已是党员，却一直不知道团里有好几个他的“同志”），也有我母亲那样的进步学生；还有解放后在各个领域担任领导工作的杨易辰（东北局书记）、程光烈（长春市市长）……更有后来大名鼎鼎的军统大特务郭同震（又名谷正文）。

所以你可以想见这个剧团牵涉的人和事有多少了。在文革期间，这个剧团的所有成员都无一例外地被审查，都需要不断地交代历史写材料。可是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，每个人记住的事情也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就很需要“统一口径”（“统一口径”也是当年的罪名之一），这就是大姨和我妈之间来回传纸条的主要原因。

另外，我也模模糊糊地得到了一个印象，好像大姨不愿意提周总理跟我家人的关系。那时候确实有人想要整周总理，大姨也许不愿意为此增添他的麻烦？至于这个印象是怎么来的，我也实在说不清楚了，问了我的表姐表哥，他们回答的也是“可能”而已。

再有，他们还有大量的“外调”人员需要应付。那时只要跟他们有一丝关系的人被“整”，那不管那个人是在天涯还是在海角，他所在单位的造反派都有可能来北京找你外调，让你说清此人在某时某刻做过的某件事情是怎么回事。

外调是挺严重的一件事，你一旦说错了话记错了事情，就有可能使被调查对象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，所以大姨他们对此都是非常谨慎的，更何况二姨在上海也受到冲击，后来还入狱两年多，大家肯定就得更加小心了——万一他们几个人的说法不一致，还不一定会惹出什么麻烦呢！

后来我才知道，二姐那个时期也曾经被大姨夫派到中央党校去给大姨“通风报信”。

大姨的原单位是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，文革前两年刚刚开始筹建，她在那儿担任机关党委副书记和干部处处长。文革中这个还没有正式挂牌的单位被陈伯达一句话就撤销了，全体人员都被集中在中央党校搞运动。

当时大姨作为有“历史问题”的人进了黑帮队，几个月都不能回家，每天的任务是打扫厕所和拔草——那里是颐和园后面的一个大园子，有的是杂草可拔。后来陈伯达去那儿视察时说了什么（大姨当年参加过“12.9”学生运动，还作为学生代表去质问当时的教师陈伯达），她才可以每个周末回家一次。

二姐被派去执行任务时，应该是比较松动的时期了。可能是为了某次外调的事情，大姨夫急着要跟大姨见面“统一口径”。于是在一个星期二的上午，二姐就转了好几次公共汽车到遥远的北边去送信了。

大姨她们住在一个大教室里，用书柜分隔成几个房间。二姐去的时候看到外面坐着两个人。大姨在里面一边看信一边用手指着外面说给别人听：“我不能回去，请不了假！”“我知道你大姨夫让我回去干嘛，是要跟我商量儿子动手术的事，等我星期六回去再说吧！”

总共没有几分钟，二姐的任务就结束了，当她回去向大姨夫汇报工作时，大姨夫叹道：“星期六就来不及了！”

我的大姨张枏，姨夫王拓

说到大姨夫，乐子也很多。这里只说他在文革中跟我家有关的事儿。

文革初期，在外交部某司当副司长的大姨夫也受到冲击，但没有被隔离审查。他家所在的中宣部宿舍离文化部不远，所以他去给我父亲送过一两次东西。主要是一些日用品，可能还有钱和粮票。

我父亲1966年6月中从重庆去北京时只带了一个小箱子，里面有几件换洗衣服，还有以前的笔记本和文化部整风时写的一些材料。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曾经跟父亲说：大概去北京开个什么会，个把月就回来了。父亲却认为没那么简单，他估计可能得搞上几个月。

没想到他这一去就是九年。刚开始他们几百个文艺界的头面人物都被集中在集训班里，一起挨整和互整（父亲和夏衍、齐燕铭在整风中已经挨过整了），两个月后，随着运动“波澜壮阔”地深入发展，整个社会大乱，集训班解散，各单位造反派纷纷把自己单位的人揪了回去。文化部的黑帮们都被关在文化部旁边的大庙里，接受频繁的批斗。

狂热的“红八月”过后，全国各地各系统的造反派都分成两派并忙着打派仗，也就无暇管理这只庞大的黑帮队伍了，对那些已经被揪出来的“死老虎”也缺乏兴趣。这时应该是1966年秋末初冬了，“广大革命群众”中有相当多人清醒过来，当上了尽量远离斗争中心的“逍遥派”。于是很多单位包括文化部的黑帮分子们得以被放回家，父亲和齐燕铭也得以搬进文化部后楼的职工宿舍——父亲是因为北京没有家，齐燕铭是因为每天挤不动公共汽车。另外夏衍每天也被儿子送到这里来“参加”运动。

这场所谓触及灵魂深处的革命其实常常触及皮肉。据严平的《陈荒煤传》里记载，那时父亲和齐燕铭白天被拉出去批斗、示众，晚上常常被弄得鼻青脸肿的回来。可是即使情况是那样险恶，即使是父亲那样的沉闷性格，他仍然记住了一些乐子（请原谅我仍然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个荒谬时代里的闹剧）。

比如有一次，齐燕铭被揪到工人体育场批斗，回来后居然兴致勃勃地向父亲描述会场的情景，说“吴晗我简直不认识了，又黑又瘦”；说谁好像要跟他打招呼他装着没看见；说会开得很乱发言听不清，有一个更大的“黑帮”居然在散会后对造反派头头埋怨说“你们怎么搞的，会开得乱七八糟”，结果马上挨了揍……说到这里齐燕铭长叹道：“真是比我还书生气！”

好在那时候对他们的管理还不是很严，父亲有时候还可以出门买东西。所以第二天，父亲就在街上看到了那场批斗会的“百丑图”，图上的齐燕铭弯着腰，两手被扭到背后，头向上仰着被人拽着头发，一双近视眼眨着，像是很惊恐，又像是有些痴呆的样子。父亲回去告诉了齐燕铭，没想到他第二天一早就戴上大口罩，把帽子拉得低低的上街去看“百丑图”，没有找到还很遗憾……

还有一次，造反派逼着齐燕铭交出他保险柜的钥匙，里面是他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时的笔记，还有周总理的讲话和交办的事情。父亲和齐燕铭连夜商量对策，终于想出了要求国务院和文化部的“革命群众组织”一起打开保险柜的主意，还索要了正式的收据。事后两个人居然去买了一条活鱼，回来饱餐一顿庆祝——那时他们为了避免到食堂吃饭经常被现场批斗的麻烦，有时会自己开伙做饭。

多年后父亲对那时数不清的批斗会也有诙谐的总结。他将之分为自费批斗、顺便批斗和争夺批斗等类别。自费批斗是只告诉你到何处去接受批斗，你得自己花钱买票坐公共汽车前往；顺便批斗是人到了会场还不知道是为何批斗，对象是谁？有一次批了半天，主持者才想起问父亲是谁，听了回答后怔了一会儿才说：“这次批判与你关系不大，不过你也听着吧！”争夺批斗则是两派组织互相争夺批斗对象。为了不让对方抢走已经到手的批斗对象，有时一晚上要把他们频频转移三四个地方，常常弄得夜不能寐。齐燕铭还曾为此“赞赏”造反派的组织才能呢。

大姨夫给我父亲送东西应该就是在这个还算是宽松的时期。这本来应该是在北京读大学的我大姐来承担的，但是我大姐这个人特别懦弱，班上有些人又盯着她，所以一叫她干这些事就哭。没办法，这个任务只能由大姨夫和我表哥来完成了。

大姨夫说他送东西的时候遇到了夏衍：“我跟他打了个照面，什么也没说，就跟他挤了挤眼儿！”还有一次他在那里碰到了来揪斗父亲的造反派——那时小屋里总是有好多人来来往往，揪斗的外调的审讯的要求立刻写什么材料的……他立刻假装是他们的同道换了口气：“你给我老老实实交代问题！”

后来父亲提出想见我大姐，可我大姐死也不敢去那儿。后来也是大姨夫跟我父亲说好了，他带我大姐去附近的人民商场，让她远远地站在一边，让我父亲看了一眼。对此事表哥记忆犹新，他说他当时心里很不好受，觉得他三姨夫太可怜了。

现在想来，大姨一家在那个非常时期给我们的帮助和影响真是太大了，除了行动上经济上作为后盾的强有力的支持外，对我们精神上的支持尤其显著——他们一家对这场“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”采取的那种带点儿调侃、带点儿不以为然的“轻视”态度（原谅我找不出更合适的词来），真的使我们在心理上放松了不少。

提起这段日子，表哥也想起来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帮我父亲“转移黑材料”——如此说来，我们那时候已经把“黑串联”、“统一口径”、“转移黑材料”等等罪行都齐心合力地犯了一遍了，如果算上我妈在重庆还烧了一些东西，那就还可以加上“销毁黑材料”之罪。可是天地良心，那时我们真的没想过这些，还觉得自己挺“三忠于四无限”的呢！

表哥回忆说，我父亲和齐燕铭住的那间屋子很小，里面除了两张床和一个小桌两个小凳，还有一个煤炉，连转身都困难。不过他每次去送东西时倒也不需要禀报任何人，直接到小屋去就是了。

那时候父亲的日常生活是不断地被不同的革命群众组织揪斗，并被要求写各种交代材料。那些数不清的问题让父亲感到非常麻烦，时间地点细节说不清楚都不行。父亲担心他的那些工作日记会议笔记什么的万一被革命群众抄走，再写材料时记不清楚，便把它交给了我表哥。那时表哥也就二十出头，并未觉得此事有太大的不妥，他拿回家藏在了壁橱里，只告诉了大姨一个人。

不久后父亲被某一造反派追查逼问，并对他大打出手，结果他只好交代了这件事。那些人半夜三更敲开了我大姨家的大门，拿走了这些东西。为此表姐很生气也很紧张，表哥也受到了埋怨。也是，表姐和表姐夫都在北影厂工作，而北影厂恰恰被说成是夏衍陈荒煤的黑试验田，他们作为父亲的亲戚，其处境当然是风声鹤唳了。

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。有一天父亲上街，看到大字报上说，江青和康生说他“很狡猾”，指责文化部的造反派放松了对他们的斗争：“听说齐燕铭、陈荒煤都养胖了，你们为什么不天天斗，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睡觉，你们对他们也要交到下面去，天天批斗，日夜斗。”

父亲预感到，他们“亭子间”的生活快要结束了。果然，革命历史博物馆立刻成立了齐燕铭的专案组，父亲则被“揪”到电影学院附近的新闻电影制片厂。

所以，到了1967年下半年，大姨一家就不用再跟我父亲有什么纠葛了——他终于失去了人身自由，被关在新影厂传达室旁边的清洁工的小屋里，开始天天斗日夜斗的生活，连被发现有瓶防裂油都要被批判一顿。

我（左一）和二姐与大姨夫王拓的合影

就是在这个时期，我责无旁贷地开始了给父亲送东西的工作。那时候他还是可以给家里寄信的，只不过那些信都很短（当然也都被审查过），只简单罗列需要的东西——除了穿的用的，还有写材料需要的纸笔墨水之类，全都得我们去买去送。

对我来说，这件事只是捎带手就可以完成的，伤不了什么自尊——先按照父亲的信准备好各种杂物，然后骑着自行车去新影厂，跟传达室说一声“找陈荒煤专案组”就被放行了。当然这是个小小的关口，但是每到这个时候，我都自我安慰地设想，人家也许以为我是外调人员呢，所以心里总是一片坦然。其实现在想想，谁会以为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会是外调人员呢？只不过那时候的我以为自己既然长得挺高，就足可以冒充一个大人了。

与我表哥不同，我平时去送东西时是见不到父亲的，好像我也没有特别想见他。不过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我还是两次见到过父亲，还都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。

第一次是在1967年末或1968年初的冬天。

之前我先被传达室的大叔训了一顿。

那天我像以往一样，进了大门对着传达室的窗口打了个招呼就想往里走，却被那位大叔叫住了。他让我进到传达室里，把带来的东西全都拿出来给他过目。按说这件事跟他无关，平时都是送到里院的办公室以后，由专案组的人看过就拿走的，从来就没有任何废话。

但是大叔要看看也无甚不可，我是从来不跟人较劲的。于是我就站在小小的传达室里，看那大叔把包里的东西都拿了出来，杂七杂八的摆满了一张小桌子。

有一样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，那是一根不到一尺长的弹簧——那时在北京几乎人人家里都有这样的装置——将它安装在房门后面，每次开门之后门就会自己弹回去。父亲在上封信里说，他的屋门被打开后老是大敞着，冬天的风钻进去很冷。

大叔拿着这根弹簧把玩着，一边用它敲着自己的手心一边说：“还要这么个东西呢，关个门都懒吗？”接着就此发表各种不满。

我一句话也不说。不知说什么也不想说什么——那时的我一直认为自己比我妈更会应付此类突发事件——我觉得急于解释有气急败坏越描越黑之嫌，远不如气定神闲装傻充愣来得便当。再说我也真的无话可说——本来我从小就以麻木不仁著称，那个时期好像反应更加迟钝，当人家教训我时，我的脑子里是一片混混沌沌，既不生气也不难过，压根儿就无所思也无所感。按说这辈子被人教训好像还是第一遭，我却完全没有放在心上，也许又跟阿Q一样了，以为人生天地之间，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，有时要被人训斥的……….

等那位大叔终于没词儿了，我便动手把东西装回包里。当我拿起那根惹起争端的弹簧时，大叔发问了：“这个还拿？”我出于惯性一声不吭地拿起来装进包里，然后一声不吭地推开门走出去。

现在想想，那大叔可能不太好受吧，他慷慨激昂地说了半天，就好像说给墙听了，这不是一拳打在棉花上了吗？

接着出现的场景却令我愣住了。我看到传达室旁边的门开了，父亲端了个簸箕出来，蹲在地上的一堆煤块前，用一把小铲子往簸箕里铲煤。两年多不见他瘦了很多，也老了很多，看上去有点儿陌生，猛然一见都快认不出来了似的……

当时我就站在传达室门外，离父亲也就是两三米远。我一下子懵了，两眼发直地紧紧盯着他，脚下一动也没动，心在紧张地跳着……还没等我作出决定，也就是十来秒钟吧，父亲已经站起来，端着煤回到小屋了。

我又愣了一两秒钟，才终于醒过神来，连忙进院子里去交了东西，然后匆匆回到电影学院。还好屋里一个人都没有，二姐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我这才放下心来，倒在床上痛哭起来。这是文革后我第一次痛哭，也是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父亲的处境。感谢莉莉阿姨，她在回来拿东西时往我脸上看了一眼，一句话也没有问就出去了，之后也没有告诉我妈和别人。

这件事我没有跟任何人说，知道说了也是徒惹伤心，万一大家一起痛哭一场就不好了。不过我终于知道父亲关在哪儿了，之后每次去送东西，我都会往那里扫上几眼。

第二次见到父亲是1968年的秋天，是和二姐一起去的。那时候她已决定自己先回重庆跟同学们一起下乡插队，第二年初春她就离开北京了。那天我们本来打算去新街口逛商店，我就想顺便先去送东西。我告诉她这事儿很快，放下就走从来就没人过问，这样她才第一次跟我去了新影厂。

可是那天，我们进了大门以后，并没有像往常那样获准往里院走，而是被人带到了大门右侧的一个小院里。那个人收了我们送来的东西，让我们在那里等一会儿，然后就走了出去。

过了一会儿，父亲忽然走了进来！他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，一时好像没认出我们，直到我叫了一声爸。

我因为之前见过父亲一次，也因为一贯能够克制自己，所以还能尽量平静地撑住场面，断断续续地跟父亲交谈了几句，告诉他二姐要回重庆了等等；而我二姐以前最受父亲宠爱，性格也比较冲动，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相逢完全反应不过来。她一直闭着嘴一句话也不说，因为她知道，一旦开口，随之而来的一定是汹涌的眼泪（后来父亲在信里说，他对我姐的不说话感到很担心）……

出了新影厂的大门，我们没有像之前说好的那样去新街口买东西，而是立刻分手各走各的——我又一次回到黑帮屋流眼泪，却不知二姐去哪儿平复心情了。

二姐回重庆去以后，过了一两个月的样子，我妈说该给父亲送点儿钱日用品了。我突发奇想，劝我妈跟我一起去。我想既然上次人家让父亲跟我们见了面，那这次是否可以让我妈见见他呢？我跟我妈说好了，如果人家问起，我们就装作是路过那里顺便进去送些东西，让见就见，不让见不提此事就是了。

结果我们没见到父亲。那天还是专案组的某人按惯例检查了一下就把东西收下了，我妈还没话找话地跟他唠了几句磕儿——就像上面说的，在这样的场合中我总是嫌我妈表现得太聪明，而我是宁愿被人当成傻瓜的。

没想到这件事转脸就变了样。第二天上午，我一个人在屋里呆着时，来了两个负责黑帮队的工宣队员。他们对我们头一天的行踪问了半天，包括我妈说了哪几句话等等细节。我知道一定有人说了什么，心里对此的感想只有一个字：“屁！”——请原谅我的粗鄙，这是我在重庆待了两年的丰硕成果，那儿的人表示不屑和愤怒时就会用到这个字。

不过我表面上还是装作很害怕的样子，紧张而专注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。中午我妈回来后才告诉我，是她坚持要工宣队来找我求证的，因为新影厂那边报告这边的工宣队说，昨天她去新影厂时，曾经“大吵大闹”要见陈荒煤。不过他们说的应该无人相信，因为我妈从来就不是一个会大吵大闹的人。这一点连工宣队都很清楚，所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
这件事我实在想不通，造这个谣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也许有人对我们姐俩见到过父亲这件事提出过质疑，怕上面有人怪罪，所以要推卸责任？后来我跟大姨讨论此事，想要求证一下我的推测，可是大姨一句话就把我的研究热情给扑灭了，她不屑一顾地回答：“还能为什么呢，欺负人呗！”

现在想想，大姨的解释虽然扑灭了我的研究热情，其实却是说不通的，人家干嘛要这样不嫌费事地曲线“欺负人”呢？要知道这得惊动两个单位的“革命群众组织”呢！所以写这篇文儿时，我的研究热情又重新被点燃了，而且好像还有了研究成果——那时父亲其实已经入狱了，但对外对家属都是严格保密的，所以我和我妈突然的出现就肯定令他们“充满革命的警惕性”了。

为了写这篇文章，我又一次查阅了严平的《陈荒煤传》，发现里面写到我父亲在1968年11月就入狱了，也就是说，这是我和二姐见过他不久以后的事情。这个日期绝对不会错，因为这是父亲本人提供的，而且当时一大批人也都在同时期入狱。

可是问题来了，为什么直到1969年的早春，我和我妈还要去新影厂送东西呢？这个日期也不会错，因为二姐是那年二三月回重庆的，这件事肯定是发生在她离开北京后。还有，工宣队找我“核实情况”的地点也已经不是在莉莉阿姨的屋子里，而是在二楼了——我和我妈是在二姐走后搬上去的，那时电影学院的学生们都被轰到部队农场去了，学生宿舍空出来很多，我还在给二姐的信中描述过这个房间。

为了解开这个谜团，我又是给我妈打电话，又是跟我大姐发微信，还与严平语音视频，结果发现事情更奇怪了。

我97岁的老妈虽然不记得具体日期，但是有一点记得很清楚，就是当时父亲入狱的事情并没人通知我们。她说，本来隔一段时间要给他送点儿钱的，但是后来，父亲很长时间不再来信了，于是我们试着几个月都不再给他送钱，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

我大姐则提供了另一件奇怪的事情——她是1968年12月也就是父亲入狱以后才分配到贵州石阡县的县银行工作的，可是在那里她却收到了父亲寄去的一本《毛泽东语录》，里面没有写一个字，但是包裹上的姓名地址确实是父亲的亲笔字，寄信人地址则是北京新影厂。

于是又联想到《陈荒煤传》里的一个细节——父亲在狱中待了七年，都没有见到过一个狱友，即使是放风和去厕所时。只有一次被押去审讯时，看到对面也押过来一个人，还没看清是谁，他就被战士猛地推倒在地上并按下了头。多年后他才知道，在这栋监狱里也关着周扬夏衍齐燕铭等人……

综上情况看来，当时父亲他们这些人的入狱是相当保密、不想让外界知道的。其实在我看来保密与否有何要紧，那时候又不讲依法治国，难道我们这些黑帮家属还能去监狱“大吵大闹”不成？不过你懂的，既然上面要保密，那么下面的人一定会尽职尽力地完成任务，他们的工作效率还是值得称赞的嘛！

所以，那个无中生有的事件也肯定不是“欺负人”那么简单——也许有人认为我妈突然出现在新影厂是想要摸清什么底细，所以他们要反过来调查一下？更可能为了不要引起我们的警觉，人家才杜撰了这么一个调查的理由？

这也可以解释我大姐为什么会收到那本“红宝书”。要知道那时候语录本已经很普遍了，可以说全国上下人手至少一册。那么父亲为什么要寄出这样一个礼物，又是谁去帮他寄的呢？最奇怪的是里面一个字都没写，是他想要传达什么消息呢，还是有人想要欲盖弥彰？

说起那段日子，我虽然是闲人一个，却跟贾宝玉一样每天都“无事忙”着。

一是去火车站送人成了常态。先是在1968年底送我大姐去贵州，后是在1969年初送我二姐回重庆。大姐走之前，想到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到她，我忍不住又痛哭了一场；等到二姐走时，我和表哥表姐夫一起去火车站送她，倒是忍住了没哭。

然后又开始一个个地送16、17岁的小学同学们去内蒙古去黑龙江建设兵团“战天斗地”。依稀记得火车站里到处都是乱哄哄的人群，那些上了车的同学都挤在车窗前，有流泪的也有亢奋的，火车开动的时候，车上车下的人一通挥手叫喊，然后我就打道回府了。

再然后大姨大姨夫也下干校了。大姨夫先走的，外交部的干校在湖南，他有时写信回来，有一次还写了一首长诗；大姨去的是天津附近的塘沽农场，后来来信说她在那儿养鸡。我记得她曾经写道，每天晚上没事时就打开小半导体收音机听，心里一片茫然……

那时候满大街都是准备离开北京的人，我的同学们走前个个凭证买了五块钱一个的大木头箱子，还发了棉大衣。大姨怎么准备的我不太清楚，只记得有一两天让我去帮着收拾东西。

那些天中宣部宿舍大门外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，看起来颇为壮观。废品收购站的人为此加班加点，简直忙坏了。人们的脚下堆着各种杂物和一捆捆的书，都等着被当成废品卖掉。尤其是书，家家都有好几捆甚至十几捆，我注意了一下，以理论书籍居多，有的是成套的马恩列斯全集，还都是精装版。

有一天我们排在队中，看到两个年轻人顺着队伍挨着帮儿地看过来，到了我们这儿发现了几本他们想要的，就和我表姐夫商量要买下来。表姐夫一听特别高兴，让他们随便挑随便拿，还一个劲儿地说年轻人爱看书多好啊，多挑几本多挑几本，送给你们送给你们！后来听说，那时有的人趁机收了很多书籍甚至文物，上海有家人买到了两架便宜的钢琴，差点把楼都压塌了。

接着，电影学院的学生们也都走了，好像是全都去张家口附近的部队农场劳动（听说他们在那儿呆了好些日子才分到各个电影厂或剧团）。他们走后我们那一栋楼空出来很多地方，于是我和我妈搬离了莉莉阿姨的房间，去了二楼的一间宿舍。那里原来是几个“井冈山”派的男生住的，有四张架子床和一个歪歪倒倒的小桌。

我们在那儿又住了半年。刚刚搬进去时，我除了因为百无聊赖继续通读《毛选》四卷以外，最好玩儿的事情是接收和研究各种剩余物资。

那间宿舍的主人看起来就像是匆忙撤退的，留下来一大堆破东乱西，都堆在架子床下面的橱柜里——床下有两扇小门，里面可以储存杂物。我这人一贯喜欢收拾东西，搬进去的第一天就把里面的破烂儿都掏了出来。扔了几双旧鞋烂袜子之后，剩下的被我归类欣赏。

一类是打派仗时的照片，上面是那几个熟悉的表演系小班儿的男生，他们一个个被打得头破血流，全都缠着纱布闭着眼。这些照片有正面拍的也有侧面拍的，估计是当时留下的证据，准备以后“向对立面讨还血债”时用的。

另一类是各种零散的文字资料，有小报、检查材料、批判稿等等。因为时间久远我记不得具体内容了，只记得津津有味地读了好久才读完，然后才统统扔了出去。

现在记得最深的是一个硬皮本子，那是几十年前的旧日记，作者是某个国民党抗敌演剧队的女演员。内容很简单，每天一小段记事而已，其中包括她的恋爱史。好像是她特别爱一个人，那个人却不怎么爱她，她就很痛苦，说有一天晚上穿了皮大衣在街上边哭边走……这本日记在很多页上都被画了道道加了批注，看来造反派学生们曾经认真研读过，想要从中找出什么蛛丝马迹，以给她们的演剧队扣上“假抗日真反共”之类的罪名。

虽然读到的具体内容现在都忘光了，但我却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当时又一次痛下决心：这辈子无论如何也不要写什么日记！

除了行为上保持着一贯的“无事忙”以外，我那个时期在思想上却成长了不少。现在想来，正是因为那时处于无学可上无组织管辖的状态，倒使我处于一个相对清醒的旁观者的位置，由此竟慢慢达到了用自己的眼睛去看、用自己的脑子去想的“危险”境界。

比如有一次去找小学同学玩儿。已经进入中学“复课闹革命”的她们兴致勃勃地告诉我，现在做队列时，听到向左转就喊毛主席万岁，向右转则喊打倒刘少奇。我觉得这也太幼稚可笑了，不禁脱口而出：“简直是形式主义！”

另一次去找大院的小伙伴玩儿，看到她正在写要交给老师的日记。我拿过来翻了一下，发现其格式全都一样:“毛主席啊毛主席，今天我本着您什么什么的教导，做了什么什么……”

其中一天的日记是这样的：“毛主席啊毛主席，今天我本着您‘毫不利己专门利人’的教导，吃饭时没有坐在桌子中间，而是主动坐在旁边吃的”，我看了哈哈大笑：“毛主席才没工夫管你这些小屁事呢！”

又有一次，我和两个小学同学去新街口百货公司，看到布店里卖一种花布，上面歪歪倒倒地布满了京剧《红灯记》里李玉和用的信号灯，周围佐之以密密麻麻的小字：“红灯记红灯记红灯记红灯记……”我不禁又一次脱口而出：“难看死了！”当时不仅是这俩同学，连那个中年店员都转过头来惊讶地看着我，令我意识到自己确实说了非常可怕的话——《红灯记》可是“江青同志”亲自抓的样板戏啊！从那时起，我清楚地意识到，我真得学会管住嘴啦！

除了以上那些不经意的表现，后来最让我佩服自己的还是，经过那两年的旁观和考察，在我这个不到十六岁的“没头脑”的人心里，已经基本上把江青定位为一个野心家和政治疯子了。

我的考察包括她在全国各地装模作样的公开亮相、她在各个场合不负责任带来严重后果的公开讲话（比如她提出的文攻武卫导致的武斗之风，之后却轻描淡写地说什么“小青年玩枪”），以及从大字报上看来的她那“偶尔露峥嵘”的歇斯底里的大发作……还包括我知道的几个案例：当年只要去过上海藏书楼查资料，因此知道她历史的大学生们都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，连说一句江青原来叫什么名字的人都成了现行反革命……对此我的想法很简单，那你到底有没有这段历史，叫没叫过这个名字呢？

后来的日子里，我看到的东西和掌握的材料越来越多，终于有一天把对江青的种种不满端出来跟我妈全盘探讨了一次。我妈听了非常郑重地告诫我：“这些话你决不能说出半个字，哪怕以后对你的最亲近的爱人！哪怕以后江青倒了！”我无法置信：“江青怎么可能倒呢？”“是啊，她怎么可能倒呢？” 我妈对我的提醒其实是没有必要的，因为我早就知道，那个时候的文字狱有多么厉害，祸从口出又有多么可怕；更不必说我听说过的那些亲人之间互相揭发带来的灭顶之灾呢！

陈好梅专列